进入80年代，校园里兴起了学英语的热潮。
班里的一些同学开始提前准备出国留学考试，宿舍里，教室的走廊里，校园里，英语角里，随时随地都能见到练口语的人。
大二下学期的课程更紧张了，孟春晓一天到晚整个人都晕乎乎的了。
退缩是不可能的，开学时候说的那番话历历在耳，他只能硬着头皮，拼命地啃课本。
每天像上了弦的发条，精神绷得紧紧的，唯一让他感到放松的时候只有周末，一个人躲在家里，打开录音机，放着邓丽君的专辑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
邓丽君的歌声早就在首都街头悄然响起，但还不能公开，因为她的歌声在这个年代还属于靡靡之音。
但这种面上的批判根本无法阻挡人们，尤其是年轻人对美好声音的向往。
所以，邓丽君专辑的盗版磁带在首都大街小巷非常热销。
如果谁手头有几盘邓丽君的正版磁带，那绝对倍儿有面子，要么说明这人路子广，要么说明这人有海外关系。
80年代，出国留学是一种时尚，而海外关系甚至是比出国留学都让人羡慕。
国门打开，一时之间，首都忽然冒出了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，年轻人出门就吹海外的表舅如何如何，仿佛打招呼不扯海外关系，就特没面子似的。
这些所谓的海外关系有真有假，反正除了当事人之外，没人知道真假。
但不管怎样，随着从海外回国探亲的人越来越多，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国货涌现出来。
街头的年轻人打扮得越来越时髦，喇叭裤和花衬衫成了时尚的代名词。这种人，老百姓都在背后酸酸的称之为假华侨。
甚至连老百姓畏之如蛇蝎的外国人，在首都街头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引起围观，可时间一长，首都百姓对此已经见怪不怪。
都说国人保守死板，其实底层的老百姓是最会看风头的，也最善于学习和改变。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年代变了，老百姓的思想观念转变得最快。
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喊了两年，很多老百姓虽然理解不了四个现代化的含义，但他们却知道，越穷越光荣已经过时了。
学校的老师也在变，不再鼓励甚至禁止学生写作文开头戴高帽喊口号。
企事业单位也在变，有些心思活泛的单位领导，开始想办法搞钱给职工们发奖金发福利，不多，一个月5块钱就能让职工们感恩戴德。
工厂也在变，厂区里贴的是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标语，喊的口号是“全面恢复生产”，而不再是“抓革命促生产”。
四月份，中行发行了第一批外汇兑换券。外汇券本来是给外国人、华侨、港澳台人士在大陆花的，但外汇券上附加的特权，让国人也开始对外汇券起了兴趣。
比如，用外汇券可以在友谊商店买东西。当时首都每户家庭一个月只能在友谊商店领到四包香烟，新婚夫妻才能领到糖吃，更不要说电视机，自行车，在外面有钱没有票也买不到。
但友谊商店里有的东西，凭着外汇券都能买到，还不用票。
外汇券的便利性，让它受到人们的追捧，没多久就被炒热了，黑市价格一天一个样。
赵立人在闲暇之余也当起了倒爷，可惜，他没什么门路，弄不了多少外汇券，只能小打小闹。
天气暖和了，胡同里多了不少推着自行车卖东西的农民，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于京郊的农村，刚开始是不敢大声吆喝的，默默地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。
很多人的自行车是用二手零件自己组装的，甚至有的是自己用铁管子焊接的，丑陋无比，却比正经工厂里生产的自行车更耐操。
常常看到有人骑着这种简陋的自行车，载着好几麻袋粮食，在大街小巷里灵活地穿梭。
除了粮食，卖得最多的东西是豆芽、豆腐和鸡蛋，甚至还有卖爆米花的。
小贩们什么都收，可以给钱也可以给粮票，如果家里有用不上的废品，也可也折价成钱。
当然，最受小贩欢迎的是粮票，首都粮票价值最高时，一斤可以当四五毛钱，而全国通用粮票甚至可以换一块二三毛钱。
小贩们收了粮票后，就会找人兑换成钱，赚中间的差价，运气好的话，一斤粮票能赚个三四毛钱。
到了六月份，市面上出现了草鱼、鲢鱼、鲤鱼。
老百姓多少年没闻着鱼腥味儿了，一看到活蹦乱跳的鲜鱼，两眼就直放光。
每天清晨，小贩们刚把鱼运过来，人们就一拥而上，一眨眼工夫鱼就被抢光了。
最好卖的是草鱼和鲢鱼，因为便宜，八毛钱一斤，还不用肉票。鲤鱼贵一点，一块二一斤，很少有人舍得买，所以小贩们一般不运鲤鱼，除非有熟客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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