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八章
李一泓坐的警车与蒋副主席的车在市政协门口来了个对脸，蒋副主席见他从警车上下来，一脸的“友邦惊诧”
……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蒋副主席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问。
“下午！我一进院子，看到两名公安在我家院子里又是登记，又是拍照。”李一泓站在他面前，情绪激动。
“别那么激动，坐下说。”
“我不坐！我问你，我成了犯罪嫌疑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“我知道的。”蒋副主席尽量把语气放平静。
“知道？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？他们怀疑我李一泓有犯罪行为，那是根本错误的。”
“你坐下。”
“我不坐！”
“你给我坐下！”
“我就不坐！”
蒋副主席霍地站了起来：“如果你不坐，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！”他的目光对上李一泓的目光，毫不妥协，“李委员，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地谈，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。”
“坐就坐。”李一泓气鼓鼓的。
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，二人谁也不看谁。蒋副主席掏出烟，抽取了一支，将手向旁边一伸。李一泓看看那支烟，犹豫一下，接了。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，又向旁边一伸，李一泓凑上去默默吸着烟。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。
“你还想问什么？问。”
“因为那些东西的存放成了问题，我多少次跑文化局，找直接管文化馆的群众文化处处长谈，找文物处长谈，软钉子硬钉子，不知碰了多少钉子。他们互相踢皮球，推三搪四，这个情况，你是了解的？”
“了解。”
“我成为市政协委员以后，没隔几天就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于是你陪着新上任不久的文化局长，到我们文化馆去了一次，你还记得？”
“记得。”
“那一次，你当着我的面，当着齐馆长的面，把话说得多么好啊！”
“我不是想说点儿好话哄哄你们，维修和扩建文化馆，在我这儿，仍是年底以前的一项重点提案。”
“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，是迫不得已，是万般无奈。可我就纳了闷了，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了解，什么都记得，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啊？”
“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，才刚刚知道你的事。”
“明白了——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，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。”李一泓气消了点儿了，“我刚才态度不对，多原谅啊主席。”
蒋副主席纠正他：“副主席。”
李一泓笑了：“没有正的，你副的就是正的。”
“那是你认为。”
“那我不叫你正的，也不叫你副的，就叫你老蒋。”李一泓拍了蒋副主席的肩一下，“我说老蒋啊，现在我开始跟你好好说话了，是你还不跟我好好说话啊。”站起，反客为主，找出茶叶，沏了两杯茶端过来，放在茶几上，重新坐下，接着说，“喝口茶，消消气。”
蒋副主席端起杯，呷了一口。
李一泓也端起杯呷了一口：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他们？”
“找谁？”
“找市局啊！把你知道、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说，他们不是就不嫌疑我了吗？”
“我本打算那么做的，只不过还有点儿犹豫。”
“那现在就别犹豫了啊。”
“是啊，现在一点儿也不犹豫了，决定了。”
“这就对了嘛。”李一泓按灭了烟。
“我决定，不去找他们了。”蒋副主席也按灭了烟。
“什……么？闹半天你还是……”李一泓猛地站起来，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。
蒋副主席低着头，仍尽量平静地说：“你还是要坐下。”
李一泓看门一眼，原地转一圈，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。
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，说：“想走？劝你别走。你要是走了，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，对你是损失。”
李一泓气呼呼地又坐下，端起茶杯，喝凉开水似的，一饮而尽。
“我们政协，各方面的委员都有。而且，我是学法律的，这一点你也许还不知道。”
“你恐怕不会亲自当我的辩护律师？”
“当然不会。我的身份不允许我那样。”
“那我知道和不知道一个样。”
“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。你去参加调研组，还任组长，很有责任感，也很辛苦，而且成果重要。这些情况，省政协吴主席已经向我通告了，我也很欣慰。可在本市，你却成了犯罪嫌疑人，成了立案侦查的对象了，别说你自己难以接受这一事实，就是我也难以接受。你以为我刚才坐在车上，是要下班回家吗？你错了，不是。我是想去找市委王书记，要求他过问一下，或者说干预一下。可没想到，车还没出院门碰到了你。现在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。”
“小心眼儿！就因为我一进门耍了点儿态度，想法就改变了？还完全！”
“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儿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你的态度我也能理解。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——第一件事，和我有关。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，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，说我接受企业巨额贿赂，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。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，一时满城风雨。当时在我看来，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。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，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——他正住院……”
蒋副主席回忆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护士交给我一张纸，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，实在没法交谈，他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。我展开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：‘我不能为你做什么，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。既要相信法律，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，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。’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，很失望。不久，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，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。但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，认为他临死了，还那么的明哲保身。第二件事，和你们老馆长有关。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，恼恨他的人也不少。结果他又被陷害了。对方能量颇大，一审二审，他都败诉了，和被判刑，就差一步了。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。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，真诚地表示，要以政协的名义，助他争取到公平。老馆长却不同意，他说，‘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，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。’我不解地问为什么。老馆长说：‘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，但近年，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。依我看，全世界的司法现象，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。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立性。独立性就是权力排他性。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影响。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。越细，留给法官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，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。第三方面，法官水平怎样。第四方面，社会监督怎样。如果，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，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，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，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。那么，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。法律本身，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。’听完他的话，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。老馆长又说：‘我身为市政协常委，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，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。我的案子，那只是我个人之事。面对法律，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。如果您出面了，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。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，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？他们也许会说——看，人家政协委员摊上了官司，和咱们老百姓摊上了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。那政协和司法，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？中国的司法公正，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、促进它。我们政协的形象，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它、提升它。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？说到底，不就是——只有使命，没有特权吗？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，那我认为，就是政协的悲哀了。’”
李一泓没有说话，一直静静听着。蒋副主席看着他，叹口气：“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，老馆长笑着答应了，他说：‘好啊。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，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，我自己当几次被告，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。人不能活得太娇气嘛！’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。”
李一泓陷入了沉思。
“一泓委员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替那位老爷子领不到退休金的事儿讨说法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的理直气壮？”
“我和他不沾亲，不带故，纯粹是为一个理字，所以气壮。”
“那政协和政协委员什么关系？在老百姓眼里，就是沾亲带故的关系。你来找政协作主，我理不直，气不壮啊！对于中国，政协要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还很多，也很大，任重而道远。丝毫可能对‘政协’二字发生负面影响之事，我不能为。不是怕副的转不成正的，是怕政协远避特权的形象受损。”
李一泓不禁转脸看蒋副主席，蒋副主席也正转脸看他。
“所以，我也只能对你说，既要相信法律，又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，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。而且希望你不是像当年的我一样，用‘废话’两个字表示不满。”
李一泓默默站了起来：“我也希望，你能像对我们老馆长一样，在必要之时，为我介绍一位出色的律师。”
“这没问题。”蒋副主席也站了起来。
天色已晚，李一泓心事重重地走到了他家所住的那一条小巷口。
齐馆长从暗影中闪现出来：“老李。”
李一泓站住，愣愣地看着齐馆长。
“我有要紧的话跟你说。”
“跟我家去说。”
“我不能到你家去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嗨，你这人！你脑袋进水了呀？别人看见了，举报了，会说咱俩串供。你跟我走。”齐馆长拉扯着李一泓就走。
李一泓挣脱了：“我哪儿也不跟你去！我素素还在家担心我呢！”
“都是你那春梅惹出来的祸。”
“春梅？跟她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跟她关系大了。公安有可能通缉她。”
“什么？！”李一泓吃惊了。
李一泓与齐馆长来到一个小饭馆里，就着桌上的一盘花生米喝酒。小饭馆里安安静静，算上他们两个，再加上一位和他们隔着几张桌子、背对着他们的顾客，总共就三位顾客。那位顾客点了一盘饺子，小饭馆里的女服务员把饺子送去后，靠着台，百无聊赖地照小镜。
两人饮光了一瓶啤酒，齐馆长拿起第二瓶又往李一泓杯里倒，没收住手，啤酒溢了一桌面。
李一泓心烦意乱地说他：“哎呀，你慢点儿！”
齐馆长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激动什么呀你！”
李一泓端起杯，一饮而尽，重重将杯往桌上一！，瞪着齐馆长说：“你也有责任。”
“我有什么责任啊？”
“你没责任，公安传审你？”
“那不叫传审，那叫传讯，就是了解点儿情况。”
“当时我说要在网上拍卖，你作为馆长也是同意了的。”
“是啊是啊，我是同意过。你说要把所得的钱捐给贫困农村建小学，那我有什么不同意的？可我怎么会想到，大小齐卖，一卖就卖出了四万多美元！”
“多多多……多少？”李一泓结巴了。
“我又怎么会想到，你春梅用去炒股，一半儿赔了，一半儿给套住了。”
“我问你，多多多……多少？”
“四万多美元！你聋了？”
李一泓呆若木鸡。女服务员吃惊地望着他俩，片刻又扭过头继续照她的小镜子。
“老李，一泓兄，事到如今，你干脆公开了。”
“公开什么？”
“春梅她不是你亲生女儿呀！从法律上跟她脱离关系，一刀两断。那你不也成受害者了？你还可以起诉她，那你、我，我俩不是都洗清自身了吗？”
“不能。我不能。”
齐馆长抓住了他一只手：“你还有什么不能的呀你？”
“她生父在泥石流中死了。”
齐馆长放开了他的手，默默地同情地看他，忽然再次抓住他手，怂恿道：“那你那么做，不是更没有心理负担了嘛。”
“你混蛋！”李一泓怒斥。
齐馆长又放开了他的手，喃喃地说：“你骂我，你居然骂我。”他也端起杯，一饮而尽，忽然哭泣了，“李一泓，你把我坑了你！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，我容易吗我！刚考核完我，说要提拔个副处，这下你们父女俩要是把我也拖下水，一口咬定也分给我美金了，我……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”
“你别哭。我是那种人吗？”
齐馆长用双手抓住李一泓的手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你不是，当然不是！一泓，那到时候，你别说我也同意了。贩卖国家文物，同意了也是罪行呀。”
李一泓抽了抽手，没抽出来，只得任齐馆长继续抓着：“你放开。”
“我不放！你先答应我。”
李一泓叹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本来就和你没什么关系嘛，你胆儿也太小了。听着，我要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。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和我春梅脱离关系，也不许你再提她是不是我亲生女儿这个茬儿！”
齐馆长终于放开了李一泓的手，对女服务员高叫：“再来一瓶啤酒。”随之又一声高叫，“别来了！”
吃饺子那人走到了他俩跟前，严肃地说：“还喝！你们俩这不是串供，又是干什么呢？”
二人抬起头，不是别人，竟是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……
李一泓走到家门口时，见杨亦柳站在那里。
“亦柳……”他不知说什么好。
“我全知道了，蒋副主席让我来劝劝你。”
李一泓又是仰天一叹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如果不把自己是政协委员太当一回事儿，不去参加什么调研组，也许家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。”
杨亦柳摇摇头，表示反对：“别这么想，这么想不对。”
“进家。”
“一泓，素素她……在医院里。”
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杨亦柳双肩：“我素素她怎么了？快说！”
“我来时，正赶上春梅的老板也在你家。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，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。他开车将素素送到医院去了，我就留这儿等……”
不等杨亦柳说完，李一泓抓起她的手跑到马路边打了辆车，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。
在急诊室外，他们见到了忧心忡忡的唐之风，唐之风局促不安地从长椅上站起。
“素素怎么样？”杨亦柳抢先问。
“医生说没什么危险。由于长期不好好吃饭，睡眠不足，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，正输液呢。”
李一泓想进病房，唐之风横身拦住了他。
“你给我闪开。”
“她入睡了。护士说谁也不要进去，连我也不许进去。”
李一泓不屑地说：“你算老几？闪开！”
“一泓，要听护士的。”杨亦柳将李一泓拉到长椅那儿，和他并肩坐下。
唐之风对杨亦柳说：“该交的费用我都交了。那我就走？”
“别急着走，陪我们坐一会儿。”
唐之风犹豫一下，坐在了杨亦柳另一边。
“唐先生，春梅她将网上拍卖那些东西的钱款收入你们公司的一个账号上去了，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杨亦柳问。
“我知道。”
李一泓隔着杨亦柳，向唐之风偏过头去，势不两立地说：“你诱使我大女儿走歪路，以后我再跟你算总账。”
唐之风也偏过头来，振振有词：“我给了她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，给她开一份不低的工资，我倚重她，信任她，培养她，提拔她，我怎么就诱使她走歪路了？”
“离开了你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，我李一泓的女儿不会就失业了，不会就挣不到一份工资，就吃不上饭了就饿死街头了！”
唐之风猛地站了起来，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李先生，我的公司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，但也是合法公司，而且是一家诚信公司。省里评的十家优秀民营企业，我们榜上有名的。我是省里正式颁发证书表彰过的民营企业家，我们公司怎么挂羊头卖狗肉了？你身为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根据，否则就是血口喷人，就是诽谤。”
李一泓也猛地站了起来，声色俱厉：“我说话当然有根有据，你和养老院黄院长在进行什么勾当？我告诉你，那一件事，有我李一泓监督着，你们就休想成交！”
坐在长椅上的杨亦柳极不以为然地摇头。
一名护士从一间病房中走出，指责道：“这是医院知道不知道？到别处吵去，一点儿公德都没有。”说罢，瞪了面呈窘状的李一泓和唐之风一眼，转身又进去了。
“你们呀，两个男人，让人家一名小护士训得自在吗？连我都替你们害臊。尊重我的，请坐下；不尊重我的，请离开。”
“我小女儿在病房里输液呢，我离开干吗。”李一泓气哼哼地又坐下了。
“杨校长，不冲我对您的那份儿尊重，我转身就走。”唐之风也忍辱负重地坐下了。
“唐先生，你先别理他，先回答我几个问题，行吗？”
“嗯。”
杨亦柳又对李一泓说：“我和唐先生说话时，你先不要打断，不要插话，行吗？”
李一泓将头朝另一边一扭，意思是服从了。
“唐先生，春梅用那一笔钱炒股，你知道吗？”
唐之风叹口气，倍觉窝火地说：“也算知道，也算不知道。有天春梅跟我商议，说她家那些破东西居然在网上拍卖得挺火，而且感兴趣的还都是老外。但就是存在一个问题，外汇由境外汇入国内，手续相当麻烦。我们公司正好有这方面的条件，问可不可以借用我们公司的账号，我说当然可以。她跟我说，这事本来是素素做的，可素素是高中生，明年就要考大学了，起早贪黑地用功，哪儿顾得上啊，就由她来负责了。她还说，她爸要把拍卖所得的款项捐给穷困农村去建小学校，他成了政协委员以后，那更是他急着要做的一件事。她知道她爸自她小就格外疼她，她长大了两个人却老闹别扭，她觉得太对不起他，又因为省里那些干部子女入重点中学引起的风波，让他更是气上加气。我们俩就商量着给她爸一个惊喜，同时也改变一下她爸对我的印象，我就说拨十万元给她，帮她爸做成他要做的事……”
“你把十万元拨给她了？”李一泓不相信。
“当然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唐之风在商场上，那也是一言九鼎、掷地有声的。她也真到贫困农村去捐了。我陪她去了一次，她自己去了两次。每个村子都捐了十万元，那就只剩下十几万了。又有一天她对我说，十几万再捐一次就没了，想投到股市上去博一博运气。这我是坚决反对的，可她却背着我，一意孤行地那么做了。”唐之风隔着杨亦柳，伸长脖子，又将头偏向李一泓，遗憾又恼火地说，“你大女儿哪点都好，就是有时候太自以为是，我看是随你李一泓的根儿，你遗传给她的缺点。”
“有志气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”
杨亦柳批评道：“你看你们，又开始了。我饿了，估计你们两位也没吃什么。这样，素素既然没什么大事，我们也不必当她是一个重病人似的守在这儿。两位谁请我去吃点儿东西？”
“我！”李一泓义不容辞地说。
“我也想请。”
“当然是我，轮不到你。”
“这你说了不算，得听杨校长的。”
“唐先生，你是老板，你破费。一泓，你是熟人，必须陪我。”
唐之风向李一泓投去胜利者的一瞥，李一泓把头一扭。
三人来到小饭馆里，要了三碗馄饨。
杨亦柳问唐之风：“那你知道春梅现在在哪里？”
唐之风摇头：“不知道。找不到她了，我心里也惦着啊。”
李一泓冷不丁说：“讲实话。”
“我撒谎干什么呀！不就是十几万元钱嘛，她又不是往自己兜里揣了。为了春梅，我给补上就是了呀，多掏那十几万我公司垮不了，我爱的人犯不着东躲西藏的。”
“用不着你发慈悲，我李一泓砸锅卖铁也要自己补上。”
“你砸锅卖铁，那是一个想让春梅出现的法子吗？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——我听春梅说，那些一直被当成破烂儿的东西，不全是你十几年来用自己的钱买的吗？如果确实是这样，公安局也没必要瞎掺和呀！”
杨亦柳也问李一泓：“究竟是不是这样？”
李一泓满腹苦水：“确实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，文化馆那么穷的一个单位，哪儿有钱供我买那些。我呢，当年也没那投机的头脑，为了今天发一笔才买。当年纯粹是因为觉得那些东西能体现某种历史，不被当成好东西看待太可惜了，就一件件咬牙花自己的钱买回来了。既然文化馆给腾出间小屋存放着，我当然也就一件件登记在文化馆的公物册上了。当年我头脑里也没那么严格的公私观念啊，认为只要是宝贝，即使是用自己的钱买的，算成是公家的了，也不感到吃亏。觉得连自己都是公家的，何况些个老旧不堪的东西。现在，公安一较真，我反倒有口难辩了。”
“齐馆长总应该能作证？”杨亦柳问。
“我听他说了，他作的证反而对我不利，人家公安问他，东西属公属私？他一开始说是私人性质。人家公安又问，那为什么起先存放在文化馆？为什么登记在公物册上？他就又改口了，说那就是属公。他那人，是个好人，和我关系也不错，可胆子太小，一见了穿警服的心里就发毛。他到文化馆以前，那些东西就在馆里了，非让他给出个属公属私的结论，也着实太难为他了，我不怪他，要非有人作证不可，那也只有我们老馆长说得清楚。”
唐之风忍不住问：“就是按公物来论，拍卖了，钱捐了，炒股赔了的给补上了，那又能把谁定成个什么罪？”
“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，擅自拍卖公物，法律也是不允许的。何况一部分款项还用去炒股了，十几万那也不是小数，超过判刑的杠杠了。补上也只不过是争取减罪的一种前提，而不是无罪。”杨亦柳看着李一泓又说，“此事必须认真对待，否则后果难以想象。”
“大不了我替春梅去坐牢，那素素就只有托付给你了。”
唐之风说：“现在，官场上都求政绩。有时候为了一点儿可能算是政绩的事儿，都互相争呢。千万别让公安局那些人小题大做，做大邀功。把一个刚当上政协委员的人给推上被告席了，他们多神气啊。”
“随他们的便。”
“怎么能随他们的便呢？得赶紧找关系摆平啊。杨校长，您是市政协常委，您面子大，我看您应该去找你们那位蒋副主席。”
李一泓一拍桌子：“不许！我李一泓家摊上的事，你姓唐的不要瞎掺和。”
“吴主席吗？我是安庆市政协的蒋春晖，有一个关于李一泓的情况，我想应该及时向您汇报一下……”蒋副主席忧心忡忡地拨通了省政协吴主席家的电话。
“嗯，嗯，你考虑得对。”吴主席坐在沙发上接电话：他夫人坐在他旁边，拿起遥控器调低了音量，电视里正在播新闻。
“难怪他也不打一声招呼，就溜回你们安庆市去了。我看这样，事情不是还在调查之中吗？在没有成为法律事实以前，我们都只能静观以待，你的态度是对的，我完全同意……对，对。还是要通知他回到省城来，后天下午他们这一个调研组，要向省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再重点汇报一次。”
吴主席放下电话，他夫人问：“又谁出事了？”
吴主席所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我得给刘书记打个电话。”起身离开客厅，走入书房去给刘思毅打电话，“思毅同志，吃过了……我想到你家去坐会儿……十来分钟的路，走过去，就当散步了嘛。”
十几分钟后，吴主席来到了刘思毅家门外，按门铃，小阿姨开了门。
刘思毅起身迎出自己的房间：“就别换鞋了嘛。”
“要尊重你家小阿姨的劳动呀，是不小芳？”吴主席说着，和刘思毅一起走进了房间。
“那是，我今天刚给地板喷过蜡。”
一进入房间，刘思毅就说：“小芳，把门关上。”
“我又不偷听，关什么门啊。”
“那也关上。”
门关上后，刘思毅为吴主席沏了杯茶。
“夫人呢？”
“她老父亲住院了，在医院尽孝呢。”刘思毅重新落座后，又说，“我也正想和你聊聊，一想到今天是星期日，又不好意思打扰你。”
“你先说。”
“你是客人，你先说。”
“我猜到你想说什么事了。我想说的事对你想说的事有影响，我先说了，会破坏你情绪，所以还是你先说的好。”
“坏消息？严重吗？”
“反正不是令你我高兴的消息，但也谈不上多么严重。”
“那，我先说就我先说。”刘思毅拿起那一份软皮材料，轻轻拍着说，“秘书们把李一泓他们那个调研组的初步汇报整理出来了。相比而言，数他们发现的基层问题多。我越看想得越多，忧虑越大。我觉得，恐怕平德县的几套班子，该动手术了。”
“那天我听他们汇报时，也有同感。”吴主席点点头。
刘思毅说：“省界边上的一个县，天高皇帝远，鞭长莫及。毛泽东那句话现在也还是对的——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而一放松了党纪要求和制度性的考察，腐败几乎就难以避免。”
吴主席说：“李一泓他们那一个组，向我们提出了一种未雨绸缪的警示——以后的腐败现象跨县存在，跨市存在，跨省存在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，你利用我的权力，我利用你的权力，你给我开绿灯，我充当你的保护伞，你变成我的左手，我变成你的右手，你使我利益最大化，我使你非法合法化，这也许会是新的特征。”
刘思毅叹气道：“全省大县小县，总共十五个县，如果哪一个县的班子垮了，我这位省委书记心口疼啊！前几年，只知道别的省出过这一种情况，现在，可能我们省也轮上了，坦白地说，听了李一泓他们那个组的汇报，整整一夜我就没合过眼。”
吴主席说：“省里恐怕也会有一些干部难辞其咎。”
刘思毅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一掀眉说：“啊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我还要告诉你，平德县派专人开辆车来到省城，送来了一封告状信，告的正是李一泓他们那个调研组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吴主席端起茶杯问。
“就今天中午的事啊，信封上还写着‘十万火急’。尽管今天是星期日，办公厅值班的同志也不敢怠慢，及时通知了我。我呢，下午去了省委一次，及时看过了。”
“这么快，告李一泓他们什么呢？”吴主席没喝，又把茶杯放下了。
“偏听偏信啊，罗织罪名啊，无中生有、小题大做、歪曲事实、好大喜功啊，等等，等等。”
“您怎么认为？”
“如果所告只是李一泓一人，那对我会有一定影响的，所告只是陆委员一个，也会有一定影响，告他们两个——他们两位毕竟都是你们政协的新委员，不成熟，缺乏调研经验，自以为是，都可能的。但告的是包括徐大姐在内的他们三个，这我就怀疑了。徐大姐我是了解的，人家本届结束，就不再是政协委员了，六十多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是了，人家参加调研组，那完全是参政热忱的驱动。告她是幕后唆使者，于理不通嘛，妖魔化的一种告法嘛。那还莫如干脆直接告你、告我。再说，身正不怕影斜，调研组前脚才回省城，后脚就追来送告状信，未免太紧张了嘛。还煞有介事‘十万火急’，又不是‘刀下留人’的法场搭救，有那么急吗？我看，平德县的某些干部心虚啊。”
“您能这么认为，我很宽慰。”吴主席松了口气。
“径太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处分和制裁干部，应该是特别慎重的事。以前我们总讲，要对党负责任。现在看来，还不够，也要对干部本身极其负责任。两种责任加在一起，不由我们不慎重。所以，一方面，星期二，你我加上纪委书记，咱们要再听李一泓他们那一组更充分地汇报一次。让他们打消一切顾虑，不仅要将他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调查到的说出来，还要把他们心里想的也说出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正式派出一个调查组，由你亲自带队，加上省纪委的同志，再去听听平德县那些领导干部的声音。动手术，那首先要诊断无误啊！由省纪委书记带队，不由人家县里的干部们不紧张嘛。由你省政协主席带队，紧张空气就少了许多。不那么风声鹤唳的，许多事情也完全能一清二白，你说呢？”
“支持你的想法。”
“我说完了，该你说了。”
“我只有一件事情来通告你，那个李一泓，他出问题了。”
“哦？男女作风？”刘思毅关注地问。
“钱上。”
“钱上？怎么中国男人总在钱上出问题，多少？”刘思毅皱眉问道。
“不多，四万多美金。”
刘思毅站了起来：“那也不少了，三十几万人民币了。前不久我们的一位厅级干部，不是仅仅因为十几万就判刑入狱了吗？”
吴主席也站了起来：“李一泓的情况有些特殊。文化馆的一批文物存放在他家里，他和他大女儿给拍卖了一部分，而那一批文物的性质，究竟属于公有还是属于他私人所有，这一点安庆市公安局还难下结论。”
“公安方面已经立案了？”
吴主席点头，随之又说：“据向公安方面介绍情况的文化馆馆长说，李一泓的初衷，是想要用拍卖款项来救济贫困农村建小学，但这一种良好动机，目前还没有实际行动来证明。而且，他大女儿用一部分款项炒股，还赔了。这么一来，所谓初衷就值得怀疑了。安庆市政协的蒋副主席，在我来你家之前电话里向我汇报的，他目前也就知道以上这么多情况。”
“径太啊，省委和省政协，也许将面临极大的尴尬，是吗？”刘思毅神情更凝重了。
“是啊，一旦那些文物的公有性质在法律上被确定了，而他的良好动机又在法律上被推翻了，那他就非被判刑不可。而他一旦被判刑了，他们那个组的调研价值就大受怀疑了，甚至会影响我们整个调研部署的形象。”
“估计平德县的某些人，也会借题发挥，进行抵赖。”
“肯定的。”
“老实说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，我对他颇有好感。”
“我也是。在安庆，我还代表你单独请他吃过饭，在会上还大大称赞了他一番。”
刘思毅走出房间，吴主席跟了出来。
“我到客厅来干什么呢？”刘思毅站在客厅里自言自语，又一拍脑门，“嗨，我是要去卫生间，你就别跟着我了呀！”
吴主席静静站在那儿，小芳从一个房间出来，看见吴主席眉头紧锁，扑哧笑出了声：“看见你们当大官的满脸官司，我这乡下小老百姓特高兴。”
刘思毅正巧从卫生间出来，听到小芳的话，一边用手绢擦手一边说：“没礼貌！不许跟吴主席放肆。”
小芳吐了下舌头，一转身躲进房去了。
“径太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，请安庆市的蒋副主席征求一下李一泓自己的意见，如果他还想赶回省城来参加星期二的汇报，那么我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仍视他为调研组组长。如果他自己要求不愿来了，那，反而也好。”刘思毅顿了顿又说，“如果他真的，因为你说的事栽跟头了，我们省委方面，会下一个文，强调不因人废事的原则，表明继续肯定他们那个组的调研价值的态度。”
吴主席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们以前因为某一个人栽跟头了，就不敢肯定他所参与的工作了，那么一种一贯思维是错误的、有害的。”
“说得对。省政协也要配合省委，多做些消除负面影响的工作。”
“蒋副主席说他愿意因为荐人不当作检讨。我觉得，还是由我来作检讨的好。”
“把李一泓借调到省里来，还任命他为调研组组长，那纯粹是我的意思，怎么能让你们政协的两位领导代我受过呢？我看，咱们都不要太自责了。安庆市文化馆的老馆长，就是那位已故的市政协老委员，他参政议政的事迹我也了解。他既然那么相信李一泓能成为政协的一位好委员，我们也不妨先给自己吃颗定心丸，拭目以待！”
杨亦柳陪李一泓走出医院，李一泓停住脚步，犹豫地说：“我怎么觉得，我不应该不看素素一眼，就这么回家去了呢。”
“咱俩不是给素素留了话了嘛。唐之风一心想要替你守在医院里，你也要给他机会嘛。”
“我想是有人在暗中整我，我决定不回省城了，不回那个调研组了，把我搞得这么不尴不尬、不清不白的，我还怎么有脸回去见徐大姐和小陆委员。”
“决定得太轻率了？”
“换谁是我，也只能这么决定，没得选择。”
夜晚静悄悄的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杨亦柳静静地陪李一泓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“我想讲个故事给你听。”
李一泓不禁又站住，困惑地看着杨亦柳。
“别站下，边走边听。在一百几十年前的美国，有一位黑人，他的父亲是黑人教士。在他小的时候，看到了听到了许许多多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。他立志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，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鞠躬尽瘁。有一天他父亲对他说：‘儿子，上帝知道了你的志向，上帝可以赋予你那一种能力。但是你必须每天都要进行自我反省，只要你的人生有了一次污点，那一种能力就会荡然无存，而且永远不会再被你所具有。你现在能对上帝发誓，忠诚于他的这一要求吗？’孩子就郑重地发誓了，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律师，大公无私地为他的黑人同胞们争取平等权利。他一生严于律己，虽然遭到过种种攻击、诽谤和陷害，但由于那都是毫无凭据、不实之事，所以每经历一次，威望反而提高一次。他为了争取黑人中小学教师与白人教师同薪的待遇，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反复诉讼，最终如愿以偿，当他垂垂老矣的时候，写了一部书是《我与上帝有个契约》。在书中，他感慨又深情地说：‘我终于明白了，对我而言，上帝并不是教堂里的神，而是一直寄我以希望的，我的广大黑人同胞。’”
他们走到了李家的院门外，李一泓站住问：“你的意思，是批评我对自己要求不严？”
杨亦柳点点头。
李一泓自我辩护道：“可我怎么能料到春梅会那么做？”
“可你怎么能感受到一点儿压力就乱了方寸呢？”
“我现在都不知道春梅在哪儿，我还有什么方寸可言。”
“我向你保证，一定帮你找到她。”
“我的初衷那么良好，现在却落个有口难辩的下场。”
“我百分百相信你是无辜的，我要帮助你收集无辜的证据。但是你从省城回来，跟什么人打声招呼了？”
李一泓不说什么了。
“你还说你不想回调研组了，你对调研组另外两位委员负责任吗？你是全市唯一参加省政协调研组的委员，你对两级政协组织负责任吗？这次全省调研行动也是省委的部署，你对大局负责任吗？”
李一泓垂下了头。
“你对死在泥石流中的那些冤魂负责任吗？你对春梅她生父负责任吗？你对那些前几年才成为茶农的老乡负责任吗？你对他们那些白守着一所条件不错的小学校，却仍上不起学的孩子负责任吗？你对顺吉县政协那些配合你们调研的同志负责任吗？你对那个装过疯的女人郑秀娥负责任吗？你对那个受到了凌辱却又终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女孩子负责任吗？不回调研组了，你怎么想的呢你！”
“别说了。”被杨亦柳激起的深深自责，快让李一泓窒息了。
“钥匙。”
李一泓赶紧掏兜，把钥匙交给杨亦柳。杨亦柳替他开了院门，一声不吭地将钥匙还给他。
李一泓期期艾艾地说：“今晚，我好想有个人陪陪我。”
杨亦柳又变得温情了，小声说：“我啊。”
李家的院门，从里边掩上了……【本章节首发沧元图书网,请记住网址（https://Www.CangYuanTuShu.Com）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