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日,王人文再奏说:“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,到者一千余人,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,一时哭声震天,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,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,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。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、演说纷纷四出,禁不胜禁,防不胜防。”
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、国权,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,并请将自己治以“同等之罪”,“以谢盛宣怀”。二十七日,他又把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签注批驳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,并附片自请处分。
清廷申谕严饬,并将王人**职。
王人文,白族,云南大理人。清同治二年生。光绪十三年(1883年)癸未科进士。历任贵州湄潭、贵筑、开泰县知事,广西南宁平乐府、奉城锦州府知府,广西桂平梧道,广东按察使、提学使,陕西布政使。<i></i>
一九一一年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“署理四川总督”的职务。
在辛亥革命后,王人文曾被武昌**誉为四川革命的“八大功臣之一”。 一九一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;同年四月,任川滇宣慰使。一九一三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。后脱离国民党。国会解散后,离开北京。国会重开,遂入京,仍任参议院议员。一九一二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仍任参议院议员。
晚年王人文一直过着寓公生活,一九三零年病逝于天津。
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、副议长蒲殿俊、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。
当晚,曹笃和革命党人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,上写“赵尔丰先捕蒲罗,后剿四川,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”字样,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,投入江中,顺流而下。<i></i>
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“水电报”。
名扬四海的“水电报”把消息传遍川南、川东各地,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。
曹笃,字叔实,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,是民国元老之一。
先后就读于自流井炳文书院、富顺江阳书院、泸州经纬学堂(现泸州职业技术学院)。一九零七年加入中国同盟会,立志反清救国,与黄复生、熊克武、谢奉琦奉孙中山之命主持川省中国同盟会的工作。
先后参与策划成都、泸州、江安反清武装起义,四川保路民军起义,曹笃领衔筹备成立国民党四川省支部,曾任中华民国国民**交通部长、川黔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、中国国民党四川特派员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<i></i>
抗战期间力主对日作战,抱病率四川抗敌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抗日官兵,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。
曹笃晚年弃政从医,出任四川省国医馆馆长,开办中医学院,培养中医人才。一九四五年病逝。
曹笃性格豪爽,胸怀坦荡,以一生之传奇为世人所称道。
蒲殿俊、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,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,无论老**女,各出一人,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,有的手举一炷香,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,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,要求释放蒲、罗等人。
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,赵尔丰早就发出“拥挤上院,格杀勿论”的指令。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,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;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,当场打死三十二人,受伤者不计其数。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,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,造成了骇人听闻的“成都血案”。<i></i>
第二天,大雨如注,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,人人头裹白布,冒雨奔赴城下,示哀请愿。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,击毙群众数十人。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,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。
赵尔丰,字季和,祖籍辽宁辽阳市,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。其父是道光进士,其兄弟尔震、尔巽、尔萃均考取进士,唯赵尔丰屡试不第,只能以纳捐为官,任职于广东。一八八四年任山西静乐知县,一八八八年调永济县令,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,随任于河南。
一九零三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,赵又随之入川,先后任永宁道、建昌道、川滇边务大臣、四川总督。
武昌起义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,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,当众尽斥其罪,并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“明远楼”。<i></i>
当然,这是后话。
血案发生后,赵尔丰发布戒严令,紧闭城门。各街加兵防守,兵逼商人开市,封锁邮电交通,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,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,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。
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,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,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,猛扑成都。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。
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,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、龙鸣剑、侯宝斋、张捷先、张达三等人率领下,四面围攻省城,在城郊红牌楼、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。
仅在十余天内,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“皆呼号而起”,“每县数起,每起数千或至数万”,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。<i></i>
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,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。他们砍断电杆,阻截交通,扼守要道,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,多次重创清军。
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,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,武器装备又不足,没能攻下成都,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。
在四川的各州县中,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,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,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。
九月二十五日,同盟会员吴玉章、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,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,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。
清政.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,吓得手忙脚乱。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(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相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斩首),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,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。<i></i>
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,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,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。这时,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,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,同清军作战。到十月上旬,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。
清廷又急从湖南、广东、陕西、甘肃、贵州、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。
湖北新军被调入川,造成了武昌空虚,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
袁家的人发现,自家老爷这段时间特别的亢奋,特别的关心时局,关注各方面的消息。
已经好些天没蓑衣垂钓了,一再地叮嘱家人,有电报和信件,要第一时间拿给他。
大家都有一种预感,这个家的平静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。<i></i>
事实上,从去年的年底起,朝廷就开始不断有人呼吁,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,特别是外务部的呼声更高。
袁世凯在外务部时,对下属要求特别严,大家都很惧怕他,也很烦他,几乎都盼望他快点离开外务部。
他被开缺时,虽然没有人敢有所表示,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乐开了花的。
但袁世凯离开后,外务部的业务处处干不上去,总是遭致方方面面的指责,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凯在的日子。
那时候累是很累,每天也很紧张,但干起事来痛快呀!也有成就感。
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后,唐绍仪因为外交上屡屡受挫,几乎天天鼓动军机大臣们起用袁世凯,以应付外交上所面临的危机。
这是个真诚的人,他一直被视为袁党,但却无所畏惧。
东三省,由于日、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,为应对东三省的危机,以奕劻为首的十多名重臣,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。
当责任内阁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时,协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,在提出辞呈时,竟公然说,自己这样的人,十个也顶不住一个袁世凯。
徐世昌为避嫌,不好直接提袁世凯的名字,但几次提出要求,破格启用扶危济困之才,谁都能听出来,这扶危济困之人,是非袁世凯莫属。
就连载沣的亲弟弟,海军大臣载洵等人,也认为应当起用袁世凯。
一些列强,也大造袁世凯应东山再起的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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