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法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利益的再分配。
要减少变法的阻力，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，切记在变法的过程中，要尽可能的少伤害个人的切身利益。
因为正像一位伟人说那样，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利益，也会遭到人们的反对。
而维新派的这些个读书人可不管这些。
为了精简机构，裁减冗员，减轻财政负担，他们竟然一口气撤掉了一百多个衙门。一万多个官员，因此而丟掉了饭碗。
没安置好和尚就拆庙，能不搞得和尚到处闹吗？
这些人有很多是支持变法的，也对变法寄以厚望，他们中的多数至少是处于观望之中。可现在倒好，都被推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。
其实，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，归根结底都是想把国家搞好的，没有几个人是故意要把国家搞坏的；包括西太后也不例外。
一开始她一定就反对变法吗？未必。如果变法能把国家搞好她能不乐见吗？
我们说这样的话并非是没有根据。比如，就在她政变以后，还是把维新运动中办的京都大学堂保留下来。
而在八国联军进北京，她外出逃难回来，所实行的新政比维新变法的力度要大得多。
但是，维新派想要她的命，她能坐视不理吗？
还有就是，不管什么改.革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，而维新变法运动不过是少数社会精英的活动。
可悲的是，当慈禧发动的政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，有记载，民间很多地方传出的却是一片欢呼之声。可见维新派的主张，并没有多少的民意支持，至少不被广大民众所理解。
更可悲的是，大英雄谭嗣同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，遭到的是路边很多很多围观百姓用烂采叶等的攻击。
很明显，这些人是想表明自己是大清的顺民，要和谭嗣同这样的“反叛”之人划清界限。
这样的事现在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，但我们不能不说，这些是真的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。
鲁.迅的小说《药》，有类似的情节。当革命者夏喻在囚禁他的监狱中，对狱卒说：“这大请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”现在看来是道理多么普通的一句话，但当时却被狱卒当作异端邪说，因此而对革命者夏喻一顿痛打。当刑场上砍革命者夏喻头的刽子手，在茶馆里和众人讲述着这件事的时候，大家的一致认识是：革命者夏喻这是在说疯话。
今天人们的认识，表明的是历史已经是大步向前了。
在戊戌变法正红红火火的进行之中时，有外国人问康有为：你们要办那么多事，钱从那里来？
康有为竟说可以把新疆和西藏这些国土卖掉换成钱。
满清后期最后穷得没办法，也不过是公然卖官。而我们这位戊戌运动的领.袖，竟然想卖国土？
如果，我们是说如果，维新派若是胜了，这位戊戌变法的领.袖肯定会官列首辅，
如果他真的卖起国土来，谁知道他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恶果？
人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。而康有为等人在兵力上，是既不知己，也不知彼。京畿附近荣禄手握十多万大军，而袁世凯手里不过是区区七千人，而且远在小站。
就算袁世凯能全心全意地忠于维新派，不也是杯水车薪吗？
当然，戊戌变法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。
对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的，封闭、落后的国家和民众是一次伟大的启蒙，促进了思想的解放，也给予走向末路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。
为思想文化的发展，为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，乃至为中国走向民主和共和是立下不朽功勋的。
无论如何，袁世凯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，是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，这应该是事实。
至于他欺骗那些热血志士们，答应人家了又去告密，这样的行径肯定是很不光彩的。
袁世凯自己是怎么说的呢？
他在他的《自书戊戌纪略》中这样写到：“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，迭削大难，功在社稷，亦天下之君也。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，亦有君臣之义，且有母子之分，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！……乃谭嗣同等煽惑搆乱，离间两宫，竟欲陷君于不义，讵为天理所能容？
“当其谋乱之时，国之危机有三：倘其凶谋果逞，内忧外患一时并起，中原疆域立见瓜分，其危一；设予梢露主角，该党必将害我，以其党代之，内有悍徒，外有劲旅，何堪设想？其危二；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，善为调合，保全上位，各国必将借**讧，匪党挟以有辞，将至不可收拾，其危三。
“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幸得佑免三危。然祸机之来，间不容发，亦云险矣。
“予世受国朝重恩，幼受庭训，自通籍十七年，只知以道事君，不敢稍涉欺罔，无论人知与不知，而力任劳怨，百折不回，其不忠不孝之言，向不敢出诸口；不料逢此隉杌，几涉奇险。然区区此行，意在诛锄误君误国之徒，该党无礼于君，予为鹰鸇之逐，亦仁臣之大义。皎皎此心，可质天日，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？
“倘该党等凶谋果逞，必将难保宗社，更何以保全皇上？此亦必然之势也。为臣子者，但求心安理得，此外非所计也。”
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为了自保没什么可以过多责备的。但为自保而出卖志士同仁，这就已经很无耻了，用我们常说的话，为利己可以害人吗？
是不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，导致了西太后的政变我们可以不论，但有史料记载，因为袁世凯的告密，导致了更多的志士仁人流血牺牲这肯定是事实。
而做了这样可耻的事，再把自己打扮成忠君爱国爱民之人，就令人作呕了。
同样一个袁世凯，被他在这里痛斥和谩骂的“戊戌六君子”，在事隔十余年后，又受到他的大力表彰。
只是，那个时候，他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。
一九一四年一月，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将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弟、杨锐生平事迹造具清册，上呈大总统袁世凯，并要求袁世凯下令他省将谭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迹造具清册，一并从优议恤，特予表彰。
袁世凯于一月二十八日批令：“立国大经，首陪元气，式庐封墓，自昔为然。所呈四川前清故绅杨锐、刘光第事实清册，详加披阅，慨慕良深。自应特阐幽光，用彰先烈，交内务府从优奖恤以眧激劝。
“并由该部分令湖南、福建、山西、广东各省民政长，迅即造具谭嗣同、林旭、杨深秀、康广仁各事实清册，并予矜恤，用示崇德报功之意。”
也是同一个袁世凯，在他的《自书戊戌纪略后》中，表白自己世受大清的国恩，如何忠君。
而为了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他又是怎样的，把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，一对儿孤儿寡母玩弄于股掌之中。
或许有人会说，此一时，彼一时也。
笔者倒是更认为像袁世凯这样的政客，大家真不要拿他们的有些话当真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一八九八年十二月，荣禄为使北洋各军联为一气，便于指挥和管控，奏请成立武卫军。以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为武卫前军，董福祥所部甘军为武卫后军，宋庆所部毅军为武卫左军，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。
从此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。
一八九九年一月，西太后召见袁世凯，赏其在西苑门内骑马，并乘坐船只拖床。
三月，交部优叙。六月，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。
袁世凯又升官了。
鲜血染红顶，这应该是出卖维新运动的志士们，所获得的赏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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